老板必知的最重要的两件事 毛公和邓公的用人之道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有很高领导艺术的大政治家。做领导应该干什么事，他们说过两句极为相似的话。

出主意，就是抓方针；用干部，就是抓头头。抓住了这两条，也就抓住了做领导的根本。

道理不难懂，做起来却非易事。历史上一些领导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很值得玩味。毛泽东读史，多注意此道。

领导出主意，最常见的是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发挥关键作用。提出主意的快慢和好坏，体现决策水平和谋断能力的高下。毛泽东在1959年3月的郑州会议上，曾比较三国时期几个主要领导集团核心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根本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属不称职的领导。

看来，见事早，得计早，是提出好主意的一个前提。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还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的一个例子。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京。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这个评点，虽然是10年后的体会，确也符合辽沈战役的战场实际，指出了国共双方统帅部的决策快慢之别。

见事早，得计早的谋断力，总是在实践中甚至在失误中积累和增长起来的。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对有的事情可能见事早，得计早，对有的事情则未必。毛泽东坦言，新中国成立后，对有些事情自己也没有料到。反思在见事、得计问题上的不足，本质上就是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出主意。故毛泽东1941年就讲到，“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邓小平晚年也说，他最关心的事，“一个总结经验，一个使用人才”。可见，总结经验也是出主意之一种。

出主意、做决策不是一个人的事，通常情况下要有一个听取梆人意见、汲取别人智慧的谋断过程。按毛泽东的说法，要“多召集几个会议商量，然后才能有断，所断便是善断”。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称刘邦是“从谏如流”的典型，反观项羽，“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因此，“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详细讲了刘邦纳谏善断的几件事情：一是听张良劝说，封举足轻重的韩信为齐王；一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一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这些见事早、得计早的主意，虽然不是刘邦提出来的，但他能及时采纳决断，作出明智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总有人给他献计，改变他的想法，不能不说与他平时着力营造“出主意”的氛围有关。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的批注中，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这个判断的依据，倒不一定是刘邦战胜项羽的历史结局，而是在走向这一结局的过程中，刘邦作为高明政治家在“出主意”这个问题上，远非项羽所及。

最重要的出主意，当然是确立路线方针。对执政者而言，尤其如此。西汉初年，刘邦、萧何推行“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等政策，是符合大乱之后基本国情的聪明选择。继任者曹参的政治智慧体现在他能够确认这条路线，并且不顾非议地坚持下来。正是“萧规曹随”，打下了“文景之治”的基础。此后汉武帝根据国情的变化，在执政方略变为法家一路。他的孙子汉宣帝坚持这一执政路线，但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却劝汉宣帝改变执政路线，多用儒生，以行德教仁柔之道。宣帝很不高兴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由此骂道：“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很注意汉宣帝父子的这场争论。1957年6月同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到：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西汉一代，也确实从汉元帝手上出现衰变的。由此看出，执政者确定的路线方针这个大主意，是如何直接影响着历史盛衰的。

汉宣帝父子关于执政方略的争论，事实上已经涉及到“出主意”与“用干部”的密切关联：行德教仁柔之道，必然要多用儒生治国；以霸王道杂之，自然要多用名法之士。对二者的关系，毛泽东1938年有另一种提纲挈领的表述：“如果是贤明皇帝，就会是忠臣当朝，用人在贤；如果是昏君，必有奸臣当朝，用人在亲，狐群狗，弄得一塌糊涂。中国历朝以来的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都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用干部的关键，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人贯彻实施既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名言，道出此中真谛。提出主意后，用赞成者、不赞成者、模棱两可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根本就糊里糊涂者，结果会很不一样。

刘备集团用关羽驻守荆州，就是一个教训。

诸葛亮为关羽定的方针是“北拒曹操，东联孙吴”，但关羽无论是在性格气质上还是思想认识上，都不足以担此大任。他好意气用事，一会儿吵着要入川同马超比试武艺，一会儿又不愿同“老卒”黄忠为伍受封“五虎大将”。在内部闹闹倒也罢了，要命的是他把这种狭隘意识用在对待孙吴集团的态度上面。孙权派人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此举很吻合联吴抗曹方针，关羽却破口大骂：“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甚至威胁要杀来使。如此不顾大局，怎能不促使孙刘联盟瓦解，失守荆州。对此，毛泽东在多种场合说到：让关羽守荆州是一着错误，他从思想上看不起东吴，不能认真贯彻执行“联吴抗操”的战略方针，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结果失掉了荆州这个根据地。还说：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这个人并不高明，对待同盟军搞关门主义，不讲政策。

用关羽守荆州是一个失误。但总体上，毛泽东认为刘备集团在用干部的问题上也不是乏善可陈。1957年3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讲：“尽管刘备比曹操见事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这年7月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又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1960年12月同薄一波谈话时还称道刘备入川时的干部政策，说：你们北方人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势单力薄的刘备集团能闯出一番局面，确与纳人用人政策有关。但刘备死后，诸葛亮在识人用人上却失误多多。马谡失守街亭即是一例。马谡是智囊型人才，刘备生前曾说他有些夸夸其谈，适宜放在帷幄之中使用，诸葛亮却偏偏放他出去做领兵主将，结果是害了他。诸葛亮晚年也没有培养出什么人才，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姜维，也终因在蜀国干部队伍中缺乏根底，难大展其才。反观孙权集团，毛泽东认为其用干部的特点是善于拔识和培养人才，经常举的例子是赤壁大战时让“共青团员”周瑜挂帅。1958年同张治中谈话时，毛泽东特别称道孙权劝吕蒙多读书，从而使吕蒙继周瑜之后成长为军事统帅，由此建议高级领导干部“不可不读《吕蒙传》”。

（注：以上内容来自《孙子兵法商业解读》QQ群：172709318）

原创文章 转载请注明： 本文首发于帝都小强

本文首发链接地址: https://www.xudeqiang.com/9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