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富贵功名观念和人生态度

       下面是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写给他儿子纪鸿的家书，信中现身说法，说导儿子修德明理，勤俭持家。教育方式，以循循善诱、现身说法为主，未见半字训导喝斥，可见曾国藩教育方法也很高明。而且曾国藩看穿富贵功名，说导儿子不要为功名富贵而误入歧途，贻误终身。富贵有命，半由人力，半由天命，不可强求。唯修德，学做圣贤，全由自己做主。

　　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①，可以处约②，此君子也。
　　余服官二十年③，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凡仕宦之家，由俭人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④。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⑤，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人德之基也。

　　①乐：丰乐。
　　②约：俭约。
　　③服官：作官。
　　④高曾祖考：考是死去的父亲，高曾祖考即已去世的高祖父、曾祖父。
　　⑤居敬：宋代理学家主张的一种注重内心省察的道德修养方法。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致弟函中说：“功名富贵，悉由天定，丝毫不能自主。”因而反复劝诫各位弟弟：“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他在信中还说：科名这东西误人终身多矣，自己幸而早得功名，未受其害，不然，陷进去，最终成为无学无用之人。他在信中叮咛弟弟们：“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人生的意义决不在于科名仕宦，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的致弟书中说：“如以此（科名仕宦）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舄奕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因此，要将科名富贵看透。“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
　　曾国藩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们如此谈科名与人生，并不是阻止他们进取，而是他觉悟到：科名里面，有许多虚假误人的东西，又有许多机缘巧合的因素，是靠不住的。人生的意义应大于科名仕宦，因而希望自己的弟弟发愤读书，踏踏实实做学问，不要抱着侥幸心理，要在人生的道路上做个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人。
　　曾国藩总是力图用自己的人生观改造弟弟们，从这里我们就可看出端倪了。他的这种人生观，对指导和改造我们及我们的下代，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清人朱克敬的《瞑庵杂识》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曾文正公尝语吴敏树、郭嵩寿曰：“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捃饰，铭辞结句，吾自有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这“不信书，信运气”之言，是有感而发的。曾国藩平日说过“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称最钝拙”之类的话，虽是谦语，但他的天分确实算不上超等。秀才考了七次，会试考了三次，也只取在三甲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然而他却异常幸运地点了翰林，而且在翰林院大考中连连得捷。试想，假如他不是早得功名，而是被陷在百无用处的八股时艺中挣扎几年，那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了陋儒，哪有出头之日？又假如他中了进士之后，不是侥幸进了翰林，只是作为短资历、无背景的小京官或外官，靠心血浇灌的政绩来博取拔用，又哪能在短短数年间，凭考试晋升高位，当风云际会之时，以正二品的在籍侍郎身份来组织湘军、号召群伦呢？这中间确实有机缘巧合的因素。“不信书，信运气”，决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