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孙中山的知行学说：行易知难

　　孙中山先生的知行学说，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他的自然观一样，他的知行学说表现了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但是由于他的唯物主义不能贯彻到底，最终走上了二元论。在他的知行学说中也有不少唯心主义的东西，然而“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对待孙中山先生的知行学说也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
　　孙中山的知行学说，概括起来就是“行先知后”，“行易知难”。这是和我国古代“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的思想相对立的。孙中山先生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宣传鼓动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实践家。他一生奔走革命四十年，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使他深深感到革命理论的认识来之不易。辛亥革命后，政权落到反革命两面派袁世凯的手里。接着是袁世凯的称帝，张勋复辟，军伐混战，使孙中山几乎绝望。为了发展革命，于是着手写《建国方略》，从事革命经验的总结。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第一部分《孙文学说中》自序中有这样一段回顾：“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精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翻专制，创建共和。本可从此继进，完成革命党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地。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孙中山选集》104页）孙中山把这种情况归咎于人民对他的主张没有真正的理解。其实孙中山自己的三民主义也只能是在革命中不断提高认识，逐步完善。直至一九二四年，在苏联朋友的建议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僵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才使革命走上正确的轨道。可见要真正掌握一种正确的理论是不容易的。
　　孙中山指出当时对革命危害最大的一种思想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他说：“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乃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孙文学说》自序见《孙中山选集》105页）在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何者在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争论的中心问题。唯物主义者承认行先知后，相反，唯心主义者认为知先行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因为“行”既然艰难，“知”既是容易的，从逻辑上说，“知”必在行之先。若“知”在行之后，“行”既难，“知”也必不易。宋代唯心主义理学家朱熹就是主张“知先行后”的。他认为“知”并不依赖于行。他继承孟子的思想，认为“知”是由于先天的“良知”“良能”的作用，并不需要通过行。唯物主义者则认为“知”是客观外界作用于人的主观，是“行”的结果。“行易知难”，必然要承认行先知后。行既是容易的，知既是艰难的，从逻辑上说，行必在先。若行在后，知既难，行也就不会容易了。因此“行易知难”是针对唯心主义的“知易行难”提出来的，是对中国传统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批判。从革命实践上看，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就会忽视知，对革命的理论不作深入的研究，把实际上还不知道的当作真知，对已知的理论又畏难行而不敢去实行。这是一种因循守旧，畏葸不前的庸人思想。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的目的，在于鼓励人民不要畏难而勇于实践，要求人们重视研究，对革命的理论要达到真知，以坚定对革命的信仰。辛亥革命后，大批立宪党人混进了革命队伍，象黎元洪那样的人是被迫“革命”的，还有一大批革命投机家，看到清朝没有希望了，于是摇身一变，由总督、巡抚变成了督军、省长。这些人的目的是做官，当然对革命谈不上什么了解，所以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是有针对性的。
　　“行易知难”必然的逻辑推理，就是行先知后。这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孙中山从人类认识史上，论语了只有先行而后有知。人类认识的历史，就是人们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的历史。随着人类实践次数的增加和实践范围的扩大，人类认识的程度也逐步加深，认识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不管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总是先由实践开始。古人的认识如此，科学发达的今天仍然如此，这是普遍的规律。他说：“人类的进步，发韧于不知而行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孙中山选集》162页）古人虽然没有建筑学，但却能建造房屋，建筑学是由建筑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今天我们对一百多亿光年的遥远空间的认识，虽然不能亲自到那里去实践，但毕竟是通过科学仪器的观测和实验才能知道。当人们通过语言或文字来吸收前人的经验知识的时候，往往认为不需要通过实践就可以得到认识，因此产生“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的错觉，而没有考虑到，当前人得出这种知识之前，曾经作过艰苦的实践，对于我来说是间接的实践，对于前人来说，却是直接的实践。所以知识的最终来源只能是实践。
　　“行易知难”、“行先知后”，重点强调的是“行”，不要事事等待知了然后才去行。从人类认识的能力来说，人类可以认识整个客观世界，但是从具体的个人，或者人类认识的某个阶段来说，认识又是有限的。这种人类认识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永远不会消灭，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将永无止境，只能逐步接近。因此永远会有许多尚未认识的事物，有待人们去认识。即使是已经认识了的事物，也有待进一步去加深认识，因为事物本身也在不断变化着，不可能等待到一切都认识之后再去行。特别是正确的革命理论，往往是在革命实践中才能总结出来，没有革命斗争的实践，正确的革命理论是无法总结出来的。所以孙中山要求人们在行当中求知，如果舍行而求知，“而知永远不能得，则行永无其期也。”（《孙中山选集》144页）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的理论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74页）其用意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孙中山提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知之固应行，不知更应行。”以排除革命中的各种思想障碍，鼓舞革命的勇气，“使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
　　孙中山先生的“知”和“行”是有他的特定含义的，他对知的要求是很高的。真正的知，是从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深刻的了解，也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普遍的认识。他认为真正的知，“必须从科学而来”，“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孙中山选集》146页）“科学的知识，不服从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研究屡次不错，始认定为知识。”（《总理全集》第二集290页）孙中山的“行”包含广泛的内容。既包括日常生活实践、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如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也包括革命斗争实践。既包括了今人的实践，也包括古人的实践。孙中山的“行”，基本上是把人类的认识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讲的行，往往局限于个人道德方面的实践，所谓知也没有提到这样严格要求。这就是孙中山在知行学说上超过中国古代任何哲学家的地方。
　　孙中山在知行学说中另一卓越的见解，是强调“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古人进步的最大理由，就在实行，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总理全集》第二集228页） 强调“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促进文明，于国家则致富强也。”（《孙中山选集》162页） 人类的实践，一般说来，大多数是重复前人的实践（当然也不完全是机械的重复），这种实践是必要的，因为没有这种实践，就不能够把前人的经验继承下来，也就没有发展的基础。但是光有这种实践是不够的，如仅停留在前人实践的重复，社会就只能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所谓“行其所不知”，是指创新、发明，就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前进。控世界工业生产的统计表明，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要提高工业生产率，百分之六十以上要靠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没有“行其所不知”，就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人工模拟智能的产生，信息化、自动化，遥感技术和激光技术的使用，已经使我们这个世界的面貌大大改观。今天航天科技的发展，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将会为人类展现更加新奇的世界。这些对促进人类文明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科学成就，无一不是“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的结果。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三十多年了，对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至今还不能说都清楚了。在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横行的时候，他们推行了一条极左的路线，把本来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同时又把一些封建主义的东西拿来冒充社会主义，不少人被他们迷惑，可见要真正掌握一种革命的理论确实不容易。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前没有做过的事业。我们要搞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任何外国的经验都只能做参考。要取得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验，只能在实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得。为了加快四化建设，我们必须加强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规律的研究，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念，克服各种畏难情绪，积极参加四化建设，这就是我们今天应当从孙中山的知行学说中吸取的有益的东西。
　　孙中山一方面强调行先知后，知有待于行，另一方面又承认有先天的知识才能，并且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把人类智力的差异看成是先天决定的，只有先知先觉者才能当发明家，社会历史的进步主要靠少数先知先觉者的推动。“不知不觉”的人，即使凡事有人指教也是不能知的，他们只能去实行。从承认人有先天的知识出发，孙中山进一步提出知行分工论，先知先觉是专门管知的，不知不觉者是专管行的。而且由于科学的进步，知和行之间相差愈远。所以他提出“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孙中山选集》144页） 这就把知和行完全割裂开来，完全违背了他行先知后的理论。
　　还必须指出，孙中山的“行易知难”学说本身也是有毛病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知和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硬要把它们划分难和易是不科学的。孙中山提出“行易”的本意是要人们不畏难而勇于行，但客观上却起到贬低行的作用，使人轻视实践。他强调“知难”的目的是要人们重视知，但过分强调了知的困难，反而使人产生畏难情绪而不愿深入去求知。对于孙中山先生在知行关系问题上的错误，我们只能从他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来加以说明。由于他的局限性，不可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倒向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