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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经》李白追随学习的谋略隐学 历代帝王用而不宣的谋略之学

唐-赵蕤《长短经

唐代诗人李白,曾拜赵蕤学谋略,学长短经

所谓“长短”,就是取长补短、扬长避短、正反相生之意。

长短经》又叫《小资治通鉴》,人们习惯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叫“正经”,把赵蕤的《长短经》叫“反经”。

赵蕤一贯主张“天下为公”、“民贵君轻”,反对“天下为家”、“一人独占”,历代统治者生怕《长短经》对君主世袭制和忠君思想构成威胁,所以对《长短经》中的许多谋略“用而不说”、“密而不宣“。以至千百年来《资治通鉴》广为流传,而《长短经》却鲜为人知。

《长短经》 共九卷 64 篇,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和阴阳家思想之大成,是黑白杂揉之书,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记述国家兴亡,权变谋略、举荐贤能、人间善恶四大内容,又以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两个重点为核心;此书高妙完美,天人合一,振聋发聩,警世惩恶,是难得的谋略全书。

制作车子的人,惟恐别人不富贵,没人买他的车;制作弓箭的人,惟恐弓箭不伤人,没人买他的箭。他们这样做,难道是对别人有意心存爱憎吗?
不是的,这是技术、职业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的。
从这些事例可以知道,当今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们为什么一读了讲纵横谋略之术的书,就盼着天下大乱;通晓了兵法战略,就希望发生战争。这也是一向就有的说法,人情世故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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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蕤,唐代杰出的纵横家 。赵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杰”,以“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并称;李白师承赵蕤的儒家风范、道家思想和豪侠性格。赵蕤是蜀学的杰出的代表者。他的著作《长短经》已经出了60多种版本,在海内外广泛流传,产生了深远影响。

赵蕤家世与生平

赵蕤的生平事迹,刘煦的《旧唐书》和欧阳修的《新唐书》皆未立传。唯北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和清代纪晓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他的事迹有简历和传略可查。
赵蕤字大宾,又字云卿,四川省盐亭县两河镇赵家坝人,约生干唐高宗显庆四年 ( 公元 659 年 ) 卒于唐玄宗天宝元年 ( 公元 742 年 ) ,即出生在武则天执政时期,一直活到安史之乱时,大致活了80岁。他是唐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见证人。赵蕤的先祖是西汉宣帝时(公元73—49年),蜀中著名的《易》学大师赵宾,到良代时赵宾的后代定居于剑南道州盐亭赵村(今盐亭两河镇赵家坝),赵氏子孙一直繁衍至今,尚有《赵氏族变谱》可查。赵蕤读百家书,博于韬略,长于经世。由于他出生在木融合、大统一、大团结的“开元盛世”,缺乏战国时期那种人分裂,大动乱、人辩论的政治环境,加上他视功名如粪上,视富贵如浮云。所以采取了“夫妇隐操,不应辟召”的处世态度,迁央到榇州郪县(今三台县)城北数里的长平山中惠义寺(今名琴泉寺),安昌岩隐居,从事著述。撰写《长短经》探究治国安邦的大道理。

赵蕤的《长短经》成书于开元四年 ( 公元 716 年 ) ,共九卷 64 篇,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和阴阳家思想之大成,是黑白杂揉之书,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记述国家兴亡,权变谋略、举荐贤能、人间善恶四大内容,又以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两个重点为核心;此书高妙完美,天人台一,振聋发聩,警世惩恶,是难得的谋略全书。
赵蕤强调:王道重教化,霸道重威猛,强国重胁迫;在官场要功成隐退,在战场要穷寇勿追,在商场要赚钱就收。
赵蕤的《长短经》又叫《反经》,所谓“长短”,就是取长补短、扬长避短、正反相生之意。
“长短纵横之术”又叫“显学”,《战国策》就叫《短长书》,赵蕤说:“不知人之长短,不知国之长短,不知事之长短,不知战之长短”就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反”,不是造反谋反,而是反其道而思之,进行逆反推理,摆脱思维定势和单向思维,提倡开拓性思维,从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独立辩证地去思考问题。
人们习惯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叫“正经”,把赵蕤的《长短经》叫“反经”,《资治通鉴》寓谋略于记叙之中,是统一天下、治理天下的教科书,多用间接暗示,认为历史已经定型。 《长短经》显谋略于议论之中,是教训皇帝,纵横捭阖的谋略学,多用直接提示,认为历史问题不能“盖棺定论”。
“正经”提倡心术端正,光明磊落,发挥个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才干,反对搞阴谋诡计和非法的谋权手段,以达到预期的主观效果。
“反经”提倡人定胜天,事在人为,只要合符道义,欺骗是老实,诡诈是忠诚、孔墨之术、王霸之术、中商之术、黄老之术可以兼容并包,强调“以政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为取天—卜”。
赵蕤一贯主张“天—卜为公”、“民贵君轻”,反对“天卜为家”、“一人独占”,历代统治者生怕《长短经》对君主世袭制和忠君思想构成威胁,所以对《长短经》中的许多谋略“用而不说”、“密而不宣“。以至千百年来《资治通鉴》广为流传,而《长短经》却鲜为人知。

《长短经》书成后,绵州李白慕名前来拜访。李白有济世安邦的宏伟抱负,对《长短经》中所讲治国谋略非常感兴趣,决定拜赵蕤为师,从学一年有余。赵蕤将自己的文韬武略,悉数传给李白,对李白的思想观念、生活道路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元八年(720),曾任宰相的著名学者苏琐,到蜀中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路过绵州,李白前去谒见。献出自己创作的诗赋,也谈到了自己的老师。之后,苏琐向唐玄宗上书,提出“赵蕤术数,李白文章”,是蜀中杰出人才。玄宗数次征赵蕤为官司,都被婉言拒绝,情愿过陷居生活。因他曾被皇帝征辟,故人称“赵征君”。李白与赵蕤结成了深厚的师友情谊,在李白辞亲远游,卧病淮南时,写了《准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中表达了对赵蕤深切的思念之情。在赵蕤晚年时,李白还给他写过一首《送赵云卿》,鼓励他在国难当头之时施展其治国安民之术。

赵蕤在50岁以后从事《易》学研究,为《关朗易传》作注。关朗是北魏时人,阐释《易经》,见解独到,但在传抄中有讹误和残缺。赵蕤加以整理校刊,并加评注。安史之乱发生后,蜀中也发生了战乱,赵蕤“从事于《易》,虽离乱中未曾释卷。”这时候他大约年已八旬,又处战乱,仍然未放弃《易》学的研究叛乱平息后他再回到安昌岩,终于将《关朗易传》编校完稿,不久溘然辞世。

先生的《长短要术》

该书序言中说:“〈长短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途,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他写这部书在于探讨历代兴亡治乱的原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治国者能兴利除敝,巩固国家根基,达到长治久安。并非图个人之虚名。全书今丰收9卷64篇,近20万字。以治国谋略为经,以历史事实为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思想下论和安邦治国的主张。
(1) 政治思想:1)以民为本:他对于“家天下“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君尊臣卑的正统观念提出大胆批评。他说:“天下人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兽,得之而天下皆分肉;若同舟而济,皆同其利,舟败皆同其害。“他认为天下财富不是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天下百姓一都有权享用。人还说皇帝应当由品德高尚,能主持公道,能为民谋利益,善于审时度势,善用人才的人担当。如果是只顾自己享受,与民为仇敌的君主,或阴谋家早要被人民拼命翻。2)选贤任能:他提出”得人则兴,失士则崩。“他对传授的重要性及识别、使用、考核人才作了说细的论述。反复强调尊重人才,善于识别人才,善于使用和管理人才的重要性。3)重视发展生产:他提出治理好国家,都先要发生产,解决好民众的温饱问题。4)礼刑并重,他认为”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即既用礼仪才华,又畏之刑罚。
(2)哲学思想:1)朴素的辨证法:他认为“天地变化,必由阴阳”,在《关朗易传》评注中提出了“一必有二”的光辉论点,他说:“阳必有阴,静必有动。”任何中物都有矛盾对立的双方。他以“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了先秦诸子的主张,既肯定其长处,也指出其短处,对诸子学说,不能盲目照搬,或全盘否定,而要扬长避短。2)进步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治国不因循守旧,而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随时变通。”守一而不知变,固执而不知改“的人是“愚蠢人也。”3)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说:“空言易设,但责其实事之效,则是非之验立可见也。”在一千多年前他就提出以“实事之效”,作为检验一切主张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长短经》的确是一本经世治国的奇书。他的治国安邦的主张鲜明的进步性,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张岱年教授评价说:“赵蕤《长短经》中主要讲政治问题,但也有哲学思想有辩证法思想,认为对于一个问题,可有一个肯定命题和一个否定命题,这二个方面都应注意……他认为事物是变化的,社会历史不断变化的,因此每一个时代政治措施应与以前不同。总之,赵蕤的《长短经》中有进步思想,我们应加以研究”。

《长短经》在“人才学”、“管理学”、“军事学”等方面都有许多卓越的见解。

赵蕤深受巴蜀文化的氛围的熏陶。巴蜀文化是一种杂交型、复合型的文化。战国后期杂家思想流传于巴蜀。秦汉时期巴蜀的学者显示出“博杂”的特点。赵蕤兼收并蓄,在他的《长短经》中我包容了儒家、道家、法家、纵横家、兵家、墨家、杂家……各家各派的思想,是名副其实的杂家。巴蜀文化还表现 出一种对封建传统礼教的叛逆性的特点。赵蕤的《长短经》敢于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批评,提出“士”的独立人格,对君主“以傲为礼”。赵蕤《长短经》表现了唐代蜀学的特色。赵蕤对李白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蕤与李白都为巴蜀文化和蜀学增添了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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