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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必知的最重要的两件事 毛公和邓公的用人之道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有很高领导艺术的大政治家。做领导应该干什么事,他们说过两句极为相似的话。
毛泽东说:“领导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
邓小平则联系自己的经验说:“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
出主意,就是抓方针;用干部,就是抓头头。抓住了这两条,也就抓住了做领导的根本。
道理不难懂,做起来却非易事。历史上一些领导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很值得玩味。毛泽东读史,多注意此道。
先说“出主意”。
领导出主意,最常见的是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发挥关键作用。提出主意的快慢和好坏,体现决策水平和谋断能力的高下。毛泽东在1959年3月的郑州会议上,曾比较三国时期几个主要领导集团核心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根本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属不称职的领导。
看来,见事早,得计早,是提出好主意的一个前提。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还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的一个例子。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京。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这个评点,虽然是10年后的体会,确也符合辽沈战役的战场实际,指出了国共双方统帅部的决策快慢之别。
见事早,得计早的谋断力,总是在实践中甚至在失误中积累和增长起来的。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对有的事情可能见事早,得计早,对有的事情则未必。毛泽东坦言,新中国成立后,对有些事情自己也没有料到。反思在见事、得计问题上的不足,本质上就是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出主意。故毛泽东1941年就讲到,“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邓小平晚年也说,他最关心的事,“一个总结经验,一个使用人才”。可见,总结经验也是出主意之一种。
出主意、做决策不是一个人的事,通常情况下要有一个听取梆人意见、汲取别人智慧的谋断过程。按毛泽东的说法,要“多召集几个会议商量,然后才能有断,所断便是善断”。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称刘邦是“从谏如流”的典型,反观项羽,“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因此,“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详细讲了刘邦纳谏善断的几件事情:一是听张良劝说,封举足轻重的韩信为齐王;一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一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这些见事早、得计早的主意,虽然不是刘邦提出来的,但他能及时采纳决断,作出明智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总有人给他献计,改变他的想法,不能不说与他平时着力营造“出主意”的氛围有关。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的批注中,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这个判断的依据,倒不一定是刘邦战胜项羽的历史结局,而是在走向这一结局的过程中,刘邦作为高明政治家在“出主意”这个问题上,远非项羽所及。
最重要的出主意,当然是确立路线方针。对执政者而言,尤其如此。西汉初年,刘邦、萧何推行“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等政策,是符合大乱之后基本国情的聪明选择。继任者曹参的政治智慧体现在他能够确认这条路线,并且不顾非议地坚持下来。正是“萧规曹随”,打下了“文景之治”的基础。此后汉武帝根据国情的变化,在执政方略变为法家一路。他的孙子汉宣帝坚持这一执政路线,但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却劝汉宣帝改变执政路线,多用儒生,以行德教仁柔之道。宣帝很不高兴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由此骂道:“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很注意汉宣帝父子的这场争论。1957年6月同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到: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西汉一代,也确实从汉元帝手上出现衰变的。由此看出,执政者确定的路线方针这个大主意,是如何直接影响着历史盛衰的。
再说“用干部”。
汉宣帝父子关于执政方略的争论,事实上已经涉及到“出主意”与“用干部”的密切关联:行德教仁柔之道,必然要多用儒生治国;以霸王道杂之,自然要多用名法之士。对二者的关系,毛泽东1938年有另一种提纲挈领的表述:“如果是贤明皇帝,就会是忠臣当朝,用人在贤;如果是昏君,必有奸臣当朝,用人在亲,狐群狗,弄得一塌糊涂。中国历朝以来的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都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用干部的关键,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人贯彻实施既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名言,道出此中真谛。提出主意后,用赞成者、不赞成者、模棱两可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根本就糊里糊涂者,结果会很不一样。
刘备集团用关羽驻守荆州,就是一个教训。
诸葛亮为关羽定的方针是“北拒曹操,东联孙吴”,但关羽无论是在性格气质上还是思想认识上,都不足以担此大任。他好意气用事,一会儿吵着要入川同马超比试武艺,一会儿又不愿同“老卒”黄忠为伍受封“五虎大将”。在内部闹闹倒也罢了,要命的是他把这种狭隘意识用在对待孙吴集团的态度上面。孙权派人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此举很吻合联吴抗曹方针,关羽却破口大骂:“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甚至威胁要杀来使。如此不顾大局,怎能不促使孙刘联盟瓦解,失守荆州。对此,毛泽东在多种场合说到:让关羽守荆州是一着错误,他从思想上看不起东吴,不能认真贯彻执行“联吴抗操”的战略方针,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结果失掉了荆州这个根据地。还说: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这个人并不高明,对待同盟军搞关门主义,不讲政策。
用关羽守荆州是一个失误。但总体上,毛泽东认为刘备集团在用干部的问题上也不是乏善可陈。1957年3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讲:“尽管刘备比曹操见事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这年7月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又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1960年12月同薄一波谈话时还称道刘备入川时的干部政策,说:你们北方人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势单力薄的刘备集团能闯出一番局面,确与纳人用人政策有关。但刘备死后,诸葛亮在识人用人上却失误多多。马谡失守街亭即是一例。马谡是智囊型人才,刘备生前曾说他有些夸夸其谈,适宜放在帷幄之中使用,诸葛亮却偏偏放他出去做领兵主将,结果是害了他。诸葛亮晚年也没有培养出什么人才,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姜维,也终因在蜀国干部队伍中缺乏根底,难大展其才。反观孙权集团,毛泽东认为其用干部的特点是善于拔识和培养人才,经常举的例子是赤壁大战时让“共青团员”周瑜挂帅。1958年同张治中谈话时,毛泽东特别称道孙权劝吕蒙多读书,从而使吕蒙继周瑜之后成长为军事统帅,由此建议高级领导干部“不可不读《吕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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