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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郭嘉的十胜十败和荀彧的四胜四败

郭嘉和荀彧都是曹操手下最得力的谋士,没有失算的时候。

郭嘉的十胜十败

太祖谓嘉曰:“本初拥冀州之众,青、并从之,地广兵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禽。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绍方北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太祖指曹操)

   第一是“道胜”。袁绍作为世族军阀,礼仪繁多而杂乱,为其形式所羁;曹操“体任自然”,因时因事而制宜,“道”高一筹。
  第二是“义胜”。曹操“奉顺以率天下”,顺应历史潮流,合乎道义。
  第三是“治胜”。郭嘉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历史和现实,认为汉末大乱是统治者“政失于宽”,而袁绍以宽济宽,所以无以御下;曹操“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宽猛相济的治理措施是切合时要的。
  第四是“度胜”。袁绍外表宽厚而内心多猜忌,任人唯亲戚子弟;曹操则“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在气度胸襟上胜过袁绍。
  第五是“谋胜”。袁绍临事无策,优柔寡断;曹操机警果敢,“应变无穷”。
  第六是“德胜”。袁绍沽名钓誉,喜受吹捧,“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曹操以诚待士;“不为虚美”,讲究实用,刑赏必诺,“与有功者无所吝”,那些忠正而有远见的并且务实的士人“皆愿为用”。
  第七是“仁胜”。袁绍怀妇人之仁,见人饥饿,恤念之情形之于表,而对于自己见不到的,则“虑所不及”。这不是政治家的胸怀。曹操对于眼前小事或有疏失,而对于天下大事则“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恩德施乎四海。
  第八是“明胜”。袁绍惑于谗言,而曹操则明辨是非,“御下以道,浸润不行”。
  第九是“文胜”。袁绍是非不分,曹操对于正确的“进之以礼”,不正确的则“正之以法”。
  第十是“武胜”。袁绍用兵“好为虚势,不知兵要”,曹操则用兵如神,士卒有所恃,敌人闻而畏。
  用现在的观点来看,郭嘉所指出的这十个方面,包括了政治措施、政策法令、组织路线及各人的思想修养、心胸气量、性格、文韬武略等多种因素,这都是关涉事业成败兴衰的关键。郭嘉为曹操总结这“十胜”,也可能是初来乍到之际对曹操的夸赞,也可能是对曹操的鼓励、要求,希望他能保有这“十胜”,完成统一天下之伟业,自己也便有出头之日……任何推测都意义不大。无论如何,郭嘉能说出这“十胜”,说明他不仅仅是一个临事献策的谋士,而且还有成套的理论。无怪乎曹操听后赞不绝口,“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遂“表为司空军祭酒”。

荀彧的四胜四败

  四胜: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土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

  其实十胜和四胜还是颇有些不同的,而最大的共同点应该是他们对曹操这个人本身的看法观点很一致,但两人所本之学,治国之道,对当时社会的看法都能从细微处见不同。
  两人最相似的论述是谋胜和德胜,均是从曹操能应变决断,以诚、实、俭为美德,并能赏有功来说的,是曹操个人的优点所在。
  另外比较相似的则是度胜,但是可以注意到奉孝此话比之文若特别多出了“(绍)所任唯亲戚子弟”“(公)不间远近”,这两句话甚至可以包括在前面“唯才所宜”里,但是从当时社会的世家大族、豪族扩张的趋势来看,这两句不可不谓别有玄机。这些扩张都可谓宗族的扩张,只是世家大族多有文化传承,豪族则在文化上的影响力较弱,而都是以儒家所本之周代宗法制为思想内核,重用亲戚子弟,间远近,则是发展壮大本宗的必然手段,其实在当时,也算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观点,因为儒家的亲亲思想才是当时的正常想法。只是后来发展不受控制,宗法思想结合士族扩张,逐渐演变为晋代的门阀士族,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注:周代的宗族和汉代不同,这里都是指某些情况下有条件立宗的家族,一般平民是没有宗的。)武胜也是他们共同论述的一个观点,然则这个共同观点的内涵却差别甚大。文若的的武胜是“以法治军”为基础的,文若说法,也是以“御军”为前提,而在政治上,一般不提“法”,如虽然他在四胜中没提到“治”,但本传里提及他谈治道,也是以儒家礼仪德化为主。而奉孝的“武胜”则是以纯粹从“兵法”本身说明,并指出曹操能用奇谋。而他“法”的思想却是深入到更广泛的政治层面上,所谓文治武功,已经在之前的“治胜”和“文胜”中提及。
  另外六条则是奉孝提及而文若没有提及的了,很多人认为奉孝这个数字的增加是为增强曹操信心,但其实这六条里的某些则可以说是奉孝对当时世俗传统思想有更大的颠覆倾向,并对此认为是正确的反映。例如,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道统领万物,然何为“正道”,各家之见不同。奉孝取道家之“自然”,并认为此胜于儒家礼仪,且认为这才是“道”,其实在当时便是颠覆。虽然从东汉开始,玄虚思想、道家学说逐渐有抬头之势,也少有敢冒世之大不韪批礼之人,而王充“异端”著作《论衡》则是其中之一,但王充批礼是以礼之出现之原因,认为“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也”,上古不需要礼仍然大治,所以礼非治之本,但在《非韩》篇仍强调礼之需要。而他论著中的“自然”,则是批驳董仲舒新儒学“天人感应”的天,而确立自然之天,比较相似于道家和荀子的天道观。因此,如奉孝在政论中把礼仪和自然对应,仍是少见之论,因为东汉以来“自然”多对应于“天人感应”,这点在桓谭和王符的著作中亦是如此。反而则有点像后世魏晋“越名教而任自然”之玄学,但玄学其实是一种学术,“越名教而任自然”论述的其实是清评清议到清谈的转变,从世事人事的议论到抽象的形而上的本体论的转变。
  汉末魏初的名教,究其根源,大约是儒家礼之“别异”和黄老“君无为→分官任能”思想的结合,从战国时代开始,这样以才能定尊卑阶级的“礼”逐渐取代了西周以来以血缘关系定尊卑阶级的“礼”,而士人兴起。汉代选官以察举为主,因此清评清议之风日行,而任官之后,则又须核定名实,所以汉末名教便是这种种的结合。直到王弼以老子思想解儒家经典,又把物质之气“自然天”化为抽象规律之“自然道”,名教之论便逐渐转为道家无为自然。奉孝当没有后世王弼之深见,但是思想也已然别于汉末众论,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他本不受近世之学影响,自看先秦诸家经典于是有所立异,毕竟早期老庄之自然也不是对应后世新儒学“天人感应”的谶纬学说的。
  汉末政失於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
  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
  这两条均提到法,第一条在在田庆余《秦汉魏晋史探微》里说袁绍和曹操的一章引用,“宽猛”在当时具体指对世家豪强扩张以法律抑制的政策,观《三国志》提到的宽严之事,应该还是颇中的,曹操平河北后“重豪强抑并之法”也是此条的一个注脚。如若论广泛之宽猛,则多指法之宽严。这两条之所以列在一起,后者对前者是具有承接意义的,如果说治胜三是针对汉末具体政之得失的话,这条同样说到法的则是确立己方“文治”之要,“所是进之以礼”可以看出奉孝对“礼”有自己的想法,首先他的“道胜一”里是有简礼的倾向的,但是如何简,这里或可管中窥豹一番,士人说礼从西周春秋君臣父子夫妻尊卑本分之分(血统为主),到战国就多为贤能和庸碌之分(能力为主),到汉代则是因宗法思想重新在商鞅变法之后抬头且逐渐占据主位,所以是两者的结合。而奉孝则是是非之分,至于是非对他来说是怎样,由于他没著书立说,所以不能具体而知,而且礼只是进“是”(进可作“推崇,赞扬”解),而非非“非”,法才是用来正“非”,与当时一般论礼便涉及上下尊卑能庸两个对立概念和论法也涉及赏罚两个对立概念有所不同,反而与今天的礼和法的观念比较相似。
  其实总观奉孝十胜十败里透露出来的思想,他大概很可能是道本法用,但也不是完全不屑于儒家,也提礼仁义,只是有自己对一般儒家定义相异的观点。于也是道法儒名结合的黄老之学中,更偏重于道法。分官设职任人为能核定名实是好的,只是不应与人为制定的礼之尊卑结合,而只是才性之不同,皆是道所化生,任自然便可,且其本身乃“齐”,然任性并非任情,王弼认为圣人任性顺道,凡人任情。但世人不可能都是圣人,所以于社会,便需要“法”来限制过分的任情而发生的不恰当的行为。当然这种观点是用于现代的甚或未来的,在当时,则大概是美好的理想。
  值得一提的则是,虽然奉孝说了十胜,文若说了四胜,但其实这并不就是曹操行为的实证,例如文若以他之观点,不提曹操政治上法申商和抑制豪强,奉孝则以他之观点对曹操的不拘、用法、用人的意义都有扩展和深化,“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应是曹操的真诚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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