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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略论孙中山的知行学说:行易知难

  孙中山先生的知行学说,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他的自然观一样,他的知行学说表现了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但是由于他的唯物主义不能贯彻到底,最终走上了二元论。在他的知行学说中也有不少唯心主义的东西,然而“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对待孙中山先生的知行学说也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
  孙中山的知行学说,概括起来就是“行先知后”,“行易知难”。这是和我国古代“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的思想相对立的。孙中山先生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宣传鼓动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实践家。他一生奔走革命四十年,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使他深深感到革命理论的认识来之不易。辛亥革命后,政权落到反革命两面派袁世凯的手里。接着是袁世凯的称帝,张勋复辟,军伐混战,使孙中山几乎绝望。为了发展革命,于是着手写《建国方略》,从事革命经验的总结。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第一部分《孙文学说中》自序中有这样一段回顾:“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精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翻专制,创建共和。本可从此继进,完成革命党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地。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孙中山选集》104页)孙中山把这种情况归咎于人民对他的主张没有真正的理解。其实孙中山自己的三民主义也只能是在革命中不断提高认识,逐步完善。直至一九二四年,在苏联朋友的建议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僵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才使革命走上正确的轨道。可见要真正掌握一种正确的理论是不容易的。
  孙中山指出当时对革命危害最大的一种思想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他说:“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乃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孙文学说》自序见《孙中山选集》105页)在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何者在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争论的中心问题。唯物主义者承认行先知后,相反,唯心主义者认为知先行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因为“行”既然艰难,“知”既是容易的,从逻辑上说,“知”必在行之先。若“知”在行之后,“行”既难,“知”也必不易。宋代唯心主义理学家朱熹就是主张“知先行后”的。他认为“知”并不依赖于行。他继承孟子的思想,认为“知”是由于先天的“良知”“良能”的作用,并不需要通过行。唯物主义者则认为“知”是客观外界作用于人的主观,是“行”的结果。“行易知难”,必然要承认行先知后。行既是容易的,知既是艰难的,从逻辑上说,行必在先。若行在后,知既难,行也就不会容易了。因此“行易知难”是针对唯心主义的“知易行难”提出来的,是对中国传统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批判。从革命实践上看,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就会忽视知,对革命的理论不作深入的研究,把实际上还不知道的当作真知,对已知的理论又畏难行而不敢去实行。这是一种因循守旧,畏葸不前的庸人思想。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的目的,在于鼓励人民不要畏难而勇于实践,要求人们重视研究,对革命的理论要达到真知,以坚定对革命的信仰。辛亥革命后,大批立宪党人混进了革命队伍,象黎元洪那样的人是被迫“革命”的,还有一大批革命投机家,看到清朝没有希望了,于是摇身一变,由总督、巡抚变成了督军、省长。这些人的目的是做官,当然对革命谈不上什么了解,所以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是有针对性的。
  “行易知难”必然的逻辑推理,就是行先知后。这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孙中山从人类认识史上,论语了只有先行而后有知。人类认识的历史,就是人们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的历史。随着人类实践次数的增加和实践范围的扩大,人类认识的程度也逐步加深,认识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不管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总是先由实践开始。古人的认识如此,科学发达的今天仍然如此,这是普遍的规律。他说:“人类的进步,发韧于不知而行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孙中山选集》162页)古人虽然没有建筑学,但却能建造房屋,建筑学是由建筑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今天我们对一百多亿光年的遥远空间的认识,虽然不能亲自到那里去实践,但毕竟是通过科学仪器的观测和实验才能知道。当人们通过语言或文字来吸收前人的经验知识的时候,往往认为不需要通过实践就可以得到认识,因此产生“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的错觉,而没有考虑到,当前人得出这种知识之前,曾经作过艰苦的实践,对于我来说是间接的实践,对于前人来说,却是直接的实践。所以知识的最终来源只能是实践。
  “行易知难”、“行先知后”,重点强调的是“行”,不要事事等待知了然后才去行。从人类认识的能力来说,人类可以认识整个客观世界,但是从具体的个人,或者人类认识的某个阶段来说,认识又是有限的。这种人类认识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永远不会消灭,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将永无止境,只能逐步接近。因此永远会有许多尚未认识的事物,有待人们去认识。即使是已经认识了的事物,也有待进一步去加深认识,因为事物本身也在不断变化着,不可能等待到一切都认识之后再去行。特别是正确的革命理论,往往是在革命实践中才能总结出来,没有革命斗争的实践,正确的革命理论是无法总结出来的。所以孙中山要求人们在行当中求知,如果舍行而求知,“而知永远不能得,则行永无其期也。”(《孙中山选集》144页)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的理论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74页)其用意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孙中山提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知之固应行,不知更应行。”以排除革命中的各种思想障碍,鼓舞革命的勇气,“使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
  孙中山先生的“知”和“行”是有他的特定含义的,他对知的要求是很高的。真正的知,是从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深刻的了解,也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普遍的认识。他认为真正的知,“必须从科学而来”,“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孙中山选集》146页)“科学的知识,不服从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研究屡次不错,始认定为知识。”(《总理全集》第二集290页)孙中山的“行”包含广泛的内容。既包括日常生活实践、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如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也包括革命斗争实践。既包括了今人的实践,也包括古人的实践。孙中山的“行”,基本上是把人类的认识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讲的行,往往局限于个人道德方面的实践,所谓知也没有提到这样严格要求。这就是孙中山在知行学说上超过中国古代任何哲学家的地方。
  孙中山在知行学说中另一卓越的见解,是强调“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古人进步的最大理由,就在实行,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总理全集》第二集228页) 强调“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促进文明,于国家则致富强也。”(《孙中山选集》162页) 人类的实践,一般说来,大多数是重复前人的实践(当然也不完全是机械的重复),这种实践是必要的,因为没有这种实践,就不能够把前人的经验继承下来,也就没有发展的基础。但是光有这种实践是不够的,如仅停留在前人实践的重复,社会就只能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所谓“行其所不知”,是指创新、发明,就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前进。控世界工业生产的统计表明,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要提高工业生产率,百分之六十以上要靠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没有“行其所不知”,就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人工模拟智能的产生,信息化、自动化,遥感技术和激光技术的使用,已经使我们这个世界的面貌大大改观。今天航天科技的发展,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将会为人类展现更加新奇的世界。这些对促进人类文明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科学成就,无一不是“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的结果。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三十多年了,对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至今还不能说都清楚了。在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横行的时候,他们推行了一条极左的路线,把本来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同时又把一些封建主义的东西拿来冒充社会主义,不少人被他们迷惑,可见要真正掌握一种革命的理论确实不容易。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前没有做过的事业。我们要搞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任何外国的经验都只能做参考。要取得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验,只能在实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得。为了加快四化建设,我们必须加强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规律的研究,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念,克服各种畏难情绪,积极参加四化建设,这就是我们今天应当从孙中山的知行学说中吸取的有益的东西。
  孙中山一方面强调行先知后,知有待于行,另一方面又承认有先天的知识才能,并且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把人类智力的差异看成是先天决定的,只有先知先觉者才能当发明家,社会历史的进步主要靠少数先知先觉者的推动。“不知不觉”的人,即使凡事有人指教也是不能知的,他们只能去实行。从承认人有先天的知识出发,孙中山进一步提出知行分工论,先知先觉是专门管知的,不知不觉者是专管行的。而且由于科学的进步,知和行之间相差愈远。所以他提出“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孙中山选集》144页) 这就把知和行完全割裂开来,完全违背了他行先知后的理论。
  还必须指出,孙中山的“行易知难”学说本身也是有毛病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知和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硬要把它们划分难和易是不科学的。孙中山提出“行易”的本意是要人们不畏难而勇于行,但客观上却起到贬低行的作用,使人轻视实践。他强调“知难”的目的是要人们重视知,但过分强调了知的困难,反而使人产生畏难情绪而不愿深入去求知。对于孙中山先生在知行关系问题上的错误,我们只能从他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来加以说明。由于他的局限性,不可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倒向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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